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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钱比新闻理想更能保护他的孩子

2016-04-15 孙旭阳 大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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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关注了,你采访了,你写作了,你发表了,与你不做这些比,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处境,并不见得可以改善多少。


2014年3月,一个春光还好的上午,我和几位记者同行,在西安一个中产阶级小区内采访。小区内有一家以某慈善基金会冠名的幼儿园,长期喂食幼儿抗病毒药物,导致不少孩子肝肾出现问题,被愤怒的家长曝光。


一辆工程机械正在清除墙体上的园名,以抹去该基金会的印记。各自给编辑发回短讯后,一位兄弟提起他最近很烦:几个月前,他和妻子亲热时,安全套滑脱,他连夜去买了紧急避孕药给她吃。结果,妻子还是怀上了。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孩子,这个新怀上的要还是不要?他几乎每一分钟都在纠结焦灼。


他老家在河南农村,在谋生的那个城市里,他和妻子都是外地人,还没有买房。他在报社拿八千块左右的月薪,妻子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,月薪只有两千多块。据说转正后可以翻番,彼时正备考转正的资格赛。


第二个孩子的心脏在他妻子的子宫里日夜跳动,必须尽快做决断了。他的一席话,让大家都犯难。我则建议他留下孩子,自己养不起,可以送人。反正老家亲戚那么多,随便谁收养了,以后都是个念想。再说,多少是一条生命,怎么忍心扼杀?


“让她生下来问题不大,可是她就别想转正了……”他喃喃说。


几个月后,我们又在河南某地同题采访。他主动提及,他们最终决定把孩子流了。小家庭的生活也在改善,想买的小户型,妻子的转正,都已经有了眉目。他边说边叹气,似乎带着一丝歉意。


我也叹了口气:“兄弟,你的故事,我有一天或许会写出来,当然会匿名了,你能给这个授权吗?”


他点点头。


之后,我们几乎没有再联系。去年年底,另一位同行告诉我:“你知道某某吗,他也不做记者了,到外地一个公司做了品牌总监,压力可大,前几天给我打电话,倾诉了半夜……”


现在,谁再跟我谈“新闻理想”,我就会想起这位兄弟那张疲惫焦灼的脸。几年来,传统媒体江河日下。深度调查记者风流云散也罢,抱头鼠窜也行,总之来说溃不成军,难得体面。其间原因多多,但很难怪到这一代记者头上。


我不太关心深度调查的败散,对全民福祉有什么危害。我在意的是,那些曾经在采访现场相逢,又回到各自城市讨生活的兄弟姐妹,活得还好吗?


没有证据显示这一行应该比其他行业更高尚,更具牺牲精神。反过来说,所有加于我们的道德感召,一定程度都构成挟持和剥削。至少对我那位兄弟来说,他为被“药儿园”伤害的孩子奔忙时,却在为留不下自己的孩子痛苦。谁都无法否认,金钱比新闻理想更能保护他的孩子。


在腾讯·大家读到前同事李静睿的《何伟之后》,我感到有些不适。从行文来说,她并没有做好析理与抒情的区隔,导致一些词句似难让人信服。


《何伟之后》文中,由何伟的写作,转到“消费主义没有什么不好,但——恕我直言——当一个国家的媒体精英潮水般以投身消费主义的工作为人生理想,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将为此,付出我们其实付不起的代价”,逻辑无论要转折还是递进,都很牵强。尽管,这段话很适合作为摘要传播。


很简单,何伟的作品(至少是中国题材),正是西方消费主义式的。说白了,跟春节假期,网民们消费的各式“返乡手记”差不多,或多或少都是为了满足其他语境对这块土地的猎奇想象。在何伟作品返内销之后,中国读者也可以借助于他的第三方视角重新打量自身,像李静睿一样感到惊奇、温暖和欣喜,这都并不奇怪。


但是,在描述和再打量之后,街市依旧太平,道路依旧阻且长。美国写作者何伟既不能代中国人生存,也就无法为中国记者代言。至于成为中国媒体人的标杆,更是一种僭越。中国人最惨烈的遭遇,所面临最紧迫的威胁,这些真正决定“我们”未来付出什么代价、多大代价的议题,何伟触及得微乎其微。


之所以给“我们”加引号,是因为我认为《何伟之后》中动辄“我们”,是一种不太精确的文风。


诚如李静睿所说,“消费主义没有什么不好”,我也无权给何伟强行派题。我想说的是,静睿从个人审美和阅读趣味出发,去触及中国媒体与社会这样的宏大议题,难免隔膜和穿帮。假设中国有一大批与何伟风格类似、水平相当的记者,那么他们写了什么,根本左右不了“我们”“付出我们其实付不起的代价”。


同样情况,还包括李静睿的“朋友的前男友”,那位得过普利策奖,很穷,没有创业,正奋力写短篇小说的老兄,他的洒脱专注值得学习,但赋予他太多标本价值,则近乎煽情。同样,他也决定不了“我们”付出什么代价。


两年多了,西安那起“药儿园”事件,最终不了了之。舆情的热点,也早已斗转星移N多圈。我越来越相信,媒体和记者对于这个时代,可能真没那么重要。如果你真重要,怎么会混得这么差?如果说你不该这么差但却差了,那问题出在哪里?你敢不敢,有没有去碰这些问题?


谁能经得起这番追问?


我倒认为,支撑记者这份工作的,更应该是“打这份工,做好这件事”的职业态度。合则留,不合则去,聚散两欢喜,才是应该鼓励的态度。无论何伟之后,还是何伟之前,他都无法代替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记者生存。就像丁克一族,很难体会穷夫妻意外怀孕后的痛苦一样。


如果逃离媒体业可以活得更好,逃就逃了。任何行业的存续,都不能建立在从业者挤地下室,不敢结婚,被迫流产的群像之上。八年前,何伟在《纽约客》上一个字的稿费,就可以让他在北京吃顿午饭。拿他跟我们比,公平吗?



作者:孙旭阳
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,资深媒体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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